12月12日巴黎当地时间晚7时30分，经历了3个不眠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在巴黎达成协议，明确了2020年到2030年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推动全球向清洁能源未来转型的进程。
当晚，近200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定》(下称协定)，共29条，包括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内容。
协定指出，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多家环保组织表示，若想让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或远低于2摄氏度，碳排放量必须在2020年达到峰值，并在此之后快速下降。需联合政府、城市、企业和民众，落实更大力度减排行动、确保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获得应有的投资、弱势人群和生态脆弱地区得以保护。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气候、能源与环境高级顾问杨富强在此间表示，尽管在雄心上留有遗憾，但包括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在巴黎期间的表态和具体行动，标志了全球绿色转型的势头愈加强劲。
1.5度目标需要明确路径
自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气候谈判经历了数年的低谷，在六年后的巴黎重回全球政治议程高峰。两周的谈判，承载的是这六年中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从拯救多边进程、重塑政治互信到重建机制设计的持续推进的最终成果。
巴黎气候大会第二周，部长们领衔的政治磋商在周三进入通宵达旦模式，美国更是由国务卿克里亲自在现场参与。周六上午案文出来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和法国总统都亲临壮势，会前悬而未决的几个关键议题在经历了选项的合并缩减后终于“着陆”。
创绿中心研究院研究员李莉娜表示，此次谈判有着鲜明的特点——各方较为理性的期待、创造历史的140多个国家领导参与、主要国家的积极灵活态度、东道主长期持续的积极斡旋和老练的现场把控。
创绿中心研究院主任白韫雯也认为，巴黎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又一个里程碑，为全球走向去碳化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方向，而在绿色发展成为大势所趋的今天，中国不断加速的绿色转型之路，也是顺势而为。“新的气候协议并非为气候问题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是作为全球迈向长期低碳转型的开端，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长期目标上，各国承诺到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气温增幅控制在远低于2度的水平，并向1.5度温控目标努力，以降低气候变化风险；并邀请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18年发布关于1.5度目标的特别报告。
协定还明确了从2023年开始以五年为周期的全球盘点机制，包含对减缓行动以及资金承诺等较为全面的盘点，促进未来各国逐步提升气候雄心，弥合实际气候行动与承诺的差距。此外在2018年建立一个对话机制，盘点减排进展与长期目标的差距，以便各国制定新的INDC。
李莉娜介绍，1.5度目标的争论在第二周不断发酵，2020年前的盘点机制讨论也被不少外媒作为焦点。
IPCC的气候报告显示，无论是2度还是1.5度，从目前到2030年的减排曲线都是趋同的，两个情景都需要尽快实现排放峰值并逐步大幅度减排。各方的立足点都是希望减排力度越高越好，而守住气候安全是努力的方向。各国都需要首先完成，并尽可能超越其2020年前的目标。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有关负责人表示，“现在我们更需要明确一条能够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行动路径。新协议还需不断加强力度，各国政府要落实国内气候行动，消除排放差距、投资能源转型、保护弱势人群和生态脆弱地区。”
协定将在2020年生效，然而，若想让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或远低于2摄氏度，碳排放量必须在2020年达到峰值，并在此之后快速下降。若将现有的气候承诺加总，也仅达到目标额度的一半，留下120-160亿吨排放差距。
“巴黎协议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我们在这里取得了进展，但工作还远未完成。”WWF参会代表团团长塔斯尼姆？艾瑟普(TasneemEssop)表示，“我们要继续联合政府、城市、企业和民众，落实更大力度减排行动、确保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获得应有的投资、弱势人群和生态脆弱地区得以保护。明年，各国需继续回来，落实并加强今天所做的承诺。”
WWF全球主席尤兰达？卡卡巴德斯(YolandaKakabadse)也表示：“在新全球协议达成之际，超过1000个城市承诺了转向100%可再生能源。非洲发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2020年前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印度发起了国际太阳能联盟，超过100个国家参与其中，协同普及可再生能源，应对气候变化。这些正是我们现在所亟需的合作行动，也是对巴黎协议的有力补充。”
吸引外界眼球的还有本周二开始形成并不断扩大的高雄心联盟。
杨富强称，高雄心联盟在谈判后程更多在是进行舆论造势，而并非形成了新的谈判集团。不过多个国家(如美国和巴西)的加入，反映了各方提升雄心的期望。但是否加入雄心联盟并非是判断一个国家气候承诺是否有雄心的标志，中国和印度在1.5度等问题上表现出的灵活性，以及国内有力度的行动、INDC的和南南合作的积极态度，均在通过实际行动促进气候保护。而加入雄心联盟的国家尤其是美欧也需要在2020年前的减排和资金等问题上以实质行动兑现雄心与承诺。
WWF中国总干事卢思骋表示，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一个重要缔约方，中国为协定的达成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与其他多个重要谈判方所签署的联合声明所提及的诸多解决方案，在最终协议中得到了体现。这些积极努力，证明了中国对巴黎达成协议和推进全球气候制度决心。”
中国低碳转型之路愈加明朗
由于人口、经济体量、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总量巨大，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影响。2014-2015年是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字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中国提出争取在2030年实现碳排放峰值，还是全国碳市场启动时间表以及中国将为南南合作出31亿美元，都是由最高领导人宣布的与气候相关的重要承诺。
杨富强说，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全球气候大会，再次印证了中国在气候议题上的姿态越来越开放与自信，在南北方国家之间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协调作用，促进不同集团阵营的互信与共识。气候外交、南南合作与中国建立负责任大国外交的战略相匹配。
巴黎谈判场上的各种舆论造势、烟雾弹和政治“扯皮”在两周后归于平静。归根到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不仅要看表态，更要看行动。
中国的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之路正愈加明朗，步伐也愈加坚定有力。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绿色发展已成为未来五年规划的主要战略之一。
杨富强说，2016年开始的“十三五”规划，有望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的管理方式。将于2017年启动的碳市场，以及继续推进的电力改革和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都将成为中国进一步深化低碳转型的重要推手。
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15年煤炭消费量持续走低，同比下降明显，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或已在2014年达峰。现阶段，国内就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推进能源转型展开多种举措，非常有望在2020年实现煤炭消费在总能耗中占比从2014年的66%下降到2020年的57%，提早实现碳排放峰值。
“这同时会加速对空气污染的有效治理，协同效应潜力巨大。”杨富强认为，中国应该通过提早实现煤炭消费峰值，加速可再生能源，促进交通、建筑、能效等措施，落实减排承诺，并适时考虑提升减排雄心。
李莉娜表示，应对气候变化，要求减缓和适应两条腿走路。适应问题对中国而言也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2013年7月，发改委会同环保部、科技部、国土部、财政部等多个部委组织起草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3-2020年)》，制定了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战略部署。2013年底，发改委正式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总体来看，中国的适应工作尚有很长的路要走。”李莉娜认为，目前适应工作在机构设置、组织管理和工作内容上都还比较分散，缺乏总体统筹、地方各级各部门的落地以及与其他相关工作的衔接，具体的资金、技术支持和保障尚未明确。适应工作是长期工作，需要科学研究分析的有效指导，需要建立扎实的科研基础，包括全国性跨行业跨地区的气候风险分析和适应需求分析，以及定期更新此类基础工作及其相关机制。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力量、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等都应该在不同层面发挥重要的政策建议、科学研究和落地项目等作用。
我国将在2017年启动全国碳市场，运用创新的市场机制，以更低成本实现节能减排，推动中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预案中的减排承诺。李莉娜认为，若要形成有效的市场机制取得实质减排，中国碳市场面临一定的风险和挑战，比如数据质量先天不足，潜在总量设定过松风险，经济增长空间的预留，与国家其他能源和污染治理相关政策的衔接考虑还有待完善。电力行业面临结构性挑战，法律基础和惩罚力度仍需加强，监测报告核证(MRV)机制、第三方资质管理和市场风险控制有待提升，碳市场产生的经济收入在使用方面尚待明确。
为碳定价并形成有效的市场的初衷是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李莉娜认为，目前的政策讨论仍在较小的圈子和较为封闭的状态，参与市场的不同利益主体多是体现商业利益的诉求。建立和运行全国碳市场需要全面思考和实践、多元参与和讨论、有效的市场监管以及社会监督，以确保市场的公平和有效减排。
“展望未来，气候议题在内政和外交上的粘合性将越来越强。”杨富强说，低碳发展以及向清洁能源未来转型的驱动力十足，尽管由于持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导致这一绿色转型进程可能不会一蹴而就，但相信在政策、技术、市场和社会的多方合力下，中国将能够全面协调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国家情况的转型道路，并为全球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提供支持和帮助，树立良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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